作詞 李儒科 李 正 作曲 李靑山 飜案 李觀熙
中華文明 根植東夷說 (중국문화의 근본은 동이에서 부터)
을 입증하는 문서들로서, 李氏 역시 商의 벼슬이름에서 유래한 것이다.
삼황오제의 皐陶는 규율을 다스렸는 理의 지위에 있어,
理로 성을 사용하다가, 李貞에 의하여 李로 글자를 바꾸었다.
五帝時代帝位的傳承次序是：
中原集團的代表黃帝
→東方集團的代表少昊
→中原-東方集團的聯合代表顓頊(黃帝長孫，少昊養子)
→中原集團的代表帝嚳( 顓頊族子)
→中原集團的代表帝摯和帝堯( 兄弟倆)
→泛東方集團的帝舜(出身東夷族，名義上是顓頊之後，但非少昊嫡裔)
→泛東方集團的帝禹(出身東夷族，名義上是顓頊之後，但非少昊嫡裔)。
商丘乃商文明和商文化的根植所在
研究商文明、商文化，首先要搞清楚商根植在哪里？当然它根植在商族发祥地———商地，商族因商地而得名。
但对商地的具体地，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商人起源于今河南偃师一带，是为豫西说；第二种意见认为，商人起源于今河北南部漳河地区，是为冀南说；第三种意见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即以今商丘为市中心的黄淮平原地区，然后沿黄河西进，在豫西和冀南以至更广阔的地域得到发展。此外还有起源于陕西商洛和今河南濮阳市内黄县等说法。
商族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中国远古文明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探讨先商文化的渊源及其殷先公的迁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文明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文献方面看：一看经典史籍。以《史记》为首的多数古典史书均持“东方说”。《史记·殷本纪》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帝王纪》说“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春秋左氏传》说“阏伯（即契，笔者注）居商丘，相土因之。”《括地志》说“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其他诸如《诗·商颂》、《国语》、《竹书纪年》、《大戴礼》等，均有帝喾及契、相土、汤等殷商先祖在商丘发迹的记载。
第二，从考古发掘验证。商丘的古文化遗址，诸如永城市的造律台、王油房，虞城县的营郭、魏堌堆，睢阳区的半塔、谷子坑，柘城县的山台寺，以及睢县的周龙岗等，均为龙山文化。证明了五帝时代文化在商丘的存在。睢阳区高辛镇有帝喾陵、帝喾祠。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为之树碑，确认是真的帝喾陵。两相对照，五帝中的帝喾在商丘是有根据的。更有说服力的是古宋国都城的发现。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今睢阳古城探明了面积约10.2平方公里的古宋国都城，在筑城夯土中所发现的陶片等遗物，没有晚于春秋时期的。把这一发现，与“周成王封微子于宋”、“奉其先祀”、“以嗣殷后”等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考究，商丘是商族的起源地就无可置疑了。因为周朝所实行的“分土封候制”是将古帝王之后分封在他们先祖故地的。宋国是由殷商贵族后裔统治殷商遗民的诸候国。
第三，以商族的图腾崇拜作旁证。《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宣，玄鸟致贻女何喜。”认为商族是玄鸟图腾而生。《史记·殷本纪》又演绎成：“帝喾次妃简狄行浴吞玄鸟蛋而生契”的完整故事。在甲骨文里，商先公王亥的亥字也从鸟。这充分说明商人以玄鸟（燕子）为图腾。不同分支的东夷人崇拜不同的鸟。《左传·昭公二十年》说东夷有二十四种以鸟为氏族标识的“鸟部落”，这个庞大的鸟部落分布在泰沂山区及其周边地带。后来他们向外、特别是向西迁徙，玄鸟氏迁商丘就是其中一支。致力于甲骨文研究的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商人的鸟图腾与东夷的鸟图腾有渊源关系，因而认定商人起源于东方。他的这一见解，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以古代天文学资料相对照。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何）尝不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五帝）三代（夏商周），绍而明之……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这是说，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城联系起来看的，即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列国州城，使之相对应。然后观察天象，占卜吉凶。这叫做“列国分野”。据《左佐·昭公元年》所载，“辰为商星”，“商星即心宿”，“心星古称大火”。“心，宋之分野”。《晋书·天文志》说：“自氐五度至尾九度为大火，于辰在卯，为宋之分野。”“观之阏伯，相土，皆主火正，则心为宋之分野无疑矣！”古代这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天文学说，实际是人为地规定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今天看来它是不科学的，但它却给后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人们把商星、火星台、阏伯主火正、商族等联系起来考察，即可证明商族起源于与“心宿”相对应的商丘。
此外，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考证。《水经注》在叙述睢水流经区域时说：“睢水又东迳高乡亭北，又东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史记·殷本记》中说：“汤征诸候，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对于葛，《孟子》说“汤居亳，与葛国为邻”。《汉书·地理志》说“葛，梁国宁陵之葛乡”。再说，夏朝统治区主要是在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北部以及山西南部，都阳城（今河南登封东）等地，那么偃师就是地处夏朝统治区腹地了。一个对夏朝表面臣服而实际相抗衡，最后革了夏命的商族，能居住在夏朝眼皮底下470多年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五帝之一的帝喾居商丘高辛。帝喾子契（阏伯）与禹同时，因助禹治水有功，封于商，遂成为商族始祖。十三传至汤约470年间，曾八迁其居，但迁来迁去，复归商丘。汤灭夏建商朝，都商丘东南亳城，此为商朝第一国都。300年后盘庚始迁殷。商丘乃商文化的根植所在无疑矣。
已故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张光直先生一直坚持认为先商、早商文化的中心在商丘。张光直基于多年的研究，坚信最早的商城在商丘地区境内。他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写到：“商丘为宋的都城，周公封微子启于此以续商祀，看来这是商人的老巢，是很可信的。”
中华文明史可从商文明算起
西方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商文明，而中国人似乎更愿意追溯到炎黄二帝，也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甚至更早。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记者认为，真正的中国文明史应从商文明开始算起，距今不超过4000年，晚于中东文明和印度河文明。
中国不是有5000年文明史吗？我何以说实际上不超过4000年？要弄懂这些，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这就是“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的区别，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地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范畴。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的常识。
记者认为，中国的部分“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混淆了“文化”和“文明”的概念。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
如果严格的以成熟的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的出现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中华文明则应当认为起源于商文明才更经得起考证，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夏代一直缺少考古上的有力证据。在商之前更多的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
中华文明起源的众多元素源于商丘
玄鸟生商，商丘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王亥经商，商丘是商人商业的发源地；成汤都商，商丘是商朝开国帝王商汤灭夏后的建都地。商丘是“三商之源”。“根据《诗经》、《竹书纪年》、《山海经》、《史记》、《楚辞》等历史典籍，可以看出商丘的‘商’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商部族的商，二是商业的商，三是商朝的商。商丘是商部族的发源地，是商业的发源地，是商朝的发源地。
商丘还不仅仅是“三商之源”，商丘——这座被张光直先生称作“商人的老巢”的地方，应该称作“商文明之源”，也是真正的中华文明之源。
前文已经论述，“文明”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文明”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
中国国家形成于何时？自古无定论：有的说形成于唐尧、虞舜之际，有的说形成于黄帝之时，也有认为产生于燧人、伏羲的。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这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为轩辕黄帝写的一首气壮山河的诗文。中国的国家起源，向来上溯炎黄，下循夏商周三代。中国的国家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民族起源密切相关。
近现代史学家利用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考古资料进行探讨，有了新看法。据郭沫若先生于1929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说 :“中国的历史是在商代才开幕……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公社社会。”商朝虽然是夏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但严格意义的中国文明产生于商代，商代是中国国家起源。史载商汤在亳（今河南商丘）建立商朝，由此，中国国家的形成源于商代，源于商丘。
从考古的角度讲，商朝是最可能获得姓氏起源物证的朝代。那个时代是典型的奴隶制时期，国家机构已经形成，帝王的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被分封。这些爵国的后裔可能以国或封地的名字逐渐形成姓氏。另外还有以官名为氏的，如太史、司马、司空、司徒；以先人别号为氏的，如唐、夏、殷；以封地为氏的，如鲁、米、卫；以先人谥号为氏的，如庄、武、穆、宣；以居住地名为氏的，如郭、池；以从事职业为氏的，如陶、屠、巫、卜等等。
商文明起源于商丘。由此推导，中华文明起源的众多元素，包括国家起源、商业起源乃至城市起源、文字起源、青铜器起源、礼乐起源、旅游起源，包括姓氏等的起源，都与“商人的老巢”商丘——有不解之缘。